NewJeans 案從專屬合約爆開。這個幾乎可說是史無前例成功的團體,前景一片美好,但就在出道才滿兩年時,於2024年11月28日以公開記者會宣布與經紀公司 ADOR 分道揚鑣。此事隨即在粉絲圈沸沸揚揚地炸開,隨後展開幾乎涵蓋各項細節的司法與公關行動。中間大家又陸續看到藝人與公司間的假處分、更換團名等事件,再到製作人與公司母集團之間也發生諸多爭議,轉眼已是一年。
現今韓國娛樂產業的成功,沒有人質疑。早年東方神起「奴隸契約」等爭議,已經很久沒有人再提起。可是在光鮮亮麗的表象底下,韓國娛樂產業內的公司、投資人、製作人以及藝人,已在這套藝人契約秩序下高效運行至少十年。如今,藉由這個非常傑出的團體所引爆的爭議,大眾才有機會再度一窺這個產業。
反觀台灣,早年台灣流行音樂的影響力曾風靡亞洲,幾乎無敵手,但如今已很少看到新人及作品有系統地產出。因素當然很多。我們從事多年相關工作,正好可以看到,娛樂法(契約)層面便是其中一個關鍵因素。不妨藉由一個如鏡子般的個案,為產業及藝人找到比較好的發展路徑,這是本書的初衷。
娛樂法最早處理的,一直是經濟利益分配問題
娛樂圈表面上很光鮮,骨子裡卻一直是高風險產業。
早年公司、製作人與藝人合作,目的在打開知名度,並透過分潤取得現實報酬。娛樂法的作用,當時較偏向約定利益分配,而且是針對當下現實的利用型態,相對單純。隨著時間推移,產業日漸發達、法制趨向完備,人們也逐漸發現:名稱的累積會形成長尾價值,著作權授權會產生長尾營收,而藝人也會對自己的未來有不同想像。當回頭翻看合約,卻發現與自己企望的不一樣,韓國、台灣皆然。台灣這段時間,靠的是個案主張;韓國則逐步建立了標準契約範本。
現今韓國的娛樂產業,公司要先投入練習生訓練、內容製作、宣傳、造型、影像、社群、演出安排、法務與行政成本,很多時候是在還沒有看到回收之前,就已經先把錢與時間投進去了。藝人則是在尚未穩定獲利之前,就先投入青春、體力、人格形象與不確定的未來。粉絲看到的是舞台上發光的人,但在法律上與商業上,更早開始運作的,其實是利益如何分配、風險如何承擔。很多核心問題,都靠標準契約來架構安排。
韓國的經驗:不是先有完美法律,才有產業成功
韓國娛樂產業的發展,其實也不是一開始就走在制度正軌上。
比較準確的說法是,韓國先透過工業化,做大了娛樂產業;等到工業化做到一定程度、問題也累積到一定程度之後,才逼出法律與制度的調整。
在這段歷史裡,李秀滿的角色很關鍵。李秀滿原本是歌手,後來赴美,觀察到美國音樂工業如何把選秀、訓練、製作、影像、造型、舞蹈與明星製造整合成一套可以複製的系統。返韓之後,他推動的就不只是唱片事業,而是一整套偶像生產模式,可以說是娛樂工業:從練習生篩選、團體定位、內容製作到整體行銷,全都放進公司主導的產業鏈裡。
這樣的模式,當然大幅提高了成功的可能性。韓國流行音樂不再只是零星出現的明星現象,而是逐漸形成可輸出、可擴張、可全球化的產業。也正因如此,後來的韓流不只是一種文化現象,而是一套成功的娛樂工業。不過,這個模式需要前期巨額資本投入。
但問題也正是在這裡。當人被放進工業化系統裡,效率提高了,風險也被放大了。
工業化過度之後,才真正逼出「奴隸契約」爭議
韓國早年所謂「奴隸契約」的批判,真正刺痛社會的,不只是契約期間過長,而是整套關係失衡到讓國民也感到不堪。
東方神起事件之所以震撼,不只是因為他們是頂流偶像,而是因為大眾第一次非常直觀地看到:原來已經站在舞台最前面、創造巨大商業價值的藝人,仍可能被困在一份高度不對等的合約裡。期間很長、收益不透明、退出代價極高,這些問題綁在一起之後,社會很難再把它理解為單純的自由簽約。
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後來的文化體育觀光部,才一步一步介入,從早期的不公平條款調整,走到後來的標準專屬契約範本與《大眾文化藝術產業發展法》架構。
這裡要強調的是:標準專屬契約範本不是單純為了保護藝人,也不是單純為了限制公司。它其實是在試圖建構具有永續性的長遠市場,這也是韓國文化主管機關的企圖心。
標準專屬契約範本,不只是保護弱者,也是建立投資秩序
本書前面已經反覆說明,韓國後來逐步建立的標準專屬契約範本,不應只被理解成弱者保護工具。
它同時也是一套投資秩序,而且希望在事前就寫清楚。
因為一個成熟產業若要讓投資人敢投入、公司願意培養、藝人能規劃職涯、品牌方想合作、平台願上架,就不能把最容易爆炸的問題永遠留到事後訴訟才慢慢收拾。期間要有邊界,結算要有透明度,違約要有程序,名稱與商標要有安排,練習生與未成年保護要有底線。這些都不是裝飾性的條文,而是讓市場可以預測、可以估算、可以相信的基礎。
標準專屬契約範本,是這樣看待產業的
團名及商標
團名、藝名不是浪漫,而是市場交易入口。
粉絲透過名字認人,市場透過名字辨識商品或服務來源,品牌方透過名字判斷授權對象,平台透過名字決定上架與標示方式。一旦團名與人被切開,最先受到衝擊的,除了粉絲情感,還有交易。
本書前面從 NewJeans、NJZ、mhdhh,一路寫到蘇打綠與魚丁糸,已經很清楚說明這件事。名字若沒有事先設計好出口,等到衝突發生時,就只能讓市場、法院、平台與粉絲一起承受混亂。
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的成熟之處,就在於它至少正面承認:契約期間可以由公司管理、申請與經營,但契約終了時,名稱與標識不能永遠與人分離。這樣的設計,長期來看,不只對藝人有利,對公司、粉絲與市場都更合理,尤其從文章內提到日本近年的做法(以公平交易法為基礎),也採取了相同的思維。
著作權歸屬
娛樂產業真正長尾的收益來源,很多時候不是當下的通告,而是作品本身。
詞、曲、錄音、MV、舞台影像、節目片段、社群素材、品牌內容,這些一旦進入市場,就可能反覆被授權、再利用、再包裝、再變現。也因此,著作權不是附屬問題,而是利益分配的核心之一。
本書前面談 Taylor Swift 與蘇打綠的舊作重錄,其實都指向同一件事:當舊錄音帶不走時,創作人或藝人未必完全失去主導權;但若契約與制度沒有預先設計好重錄、結算與後續利用秩序,衝突就會迅速升高,各方都受害。
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至少面對、承認了這件事,並且先把這個問題放進契約裡處理,但台灣至今則仍較多仰賴個案協商與訴訟補救。
期間限制及期滿名稱帶走
七年條款之所以重要,不是因為七年最為完美,而是它讓雙方都知道:這段合作不是沒有邊界,也不是可以無限綁下去。
更重要的是,期間一旦有清楚邊界,期滿後名稱、權利與合作關係是否延續,就能從「永遠講不清楚」變成「前期投入可以估算」、「可以在節點上重新談判」。這對藝人來說,是職涯規劃的基礎;對公司來說,則是投資回收與續約安排的依據。
如果連期間都沒有穩定秩序,整個產業就只能永遠活在不確定裡,等待法官說下一步,絕不會是好主意。
透明度高的結算
經紀糾紛到最後,常常不是先從最大事件爆炸,而是先從「帳目看不懂」開始累積不信任,這跟我們在台灣實際處理的經驗相當吻合。
收入由誰收、哪些費用可扣、結算多久該給、明細要細到什麼程度、異議如何提出,這些看起來很瑣碎,卻最能決定一段合作能不能長期維持。
韓國標準專屬契約範本之所以值得台灣借鏡,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它把結算透明度制度化。這不只是替藝人保留知情權,也是在替公司保留信任基礎。因為只要帳目清楚,很多爭議根本不必一路走到信賴破裂。
練習生及未成年保護
藝人與公司契約若只在明星走紅後才介入,往往已經太晚。
真正最需要制度保護的,常常是練習生與未成年藝人。因為他們年紀最小、議約能力最弱、對產業理解最少,卻可能最早被放進高強度訓練、管理與商業安排之中,而且接下來可能要度過七年,那將是一生中的一段黃金歲月。
韓國將練習生標準契約、青少年附屬合意書獨立處理,承認練習生、未成年藝人與已經成熟發展的藝人,不應被同一套契約邏輯一體看待。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進步。
台灣現在最大問題之一,不是完全沒有民法、兒少或人格權保護,而是缺乏從產業角度出發、把這些保護前置進契約與制度設計裡的框架。
台灣的困境,不只是法院怎麼判
本書前面已經談過很多台灣案例。走到第14章,不必再重複細節,但有一個結構性的困境仍然值得再說清楚。
台灣現在的問題,不是沒有契約,也不是沒有法院,而是太多本來有機會由制度前置處理的事情,最後都只能留給法院在個案裡慢慢補洞。
鳳OO案、高OO案、蔡OO案,都各自呈現出台灣司法的努力。法院不是不知道藝人與公司之間有投資、有風險,也有信賴關係,更不是完全無視產業現實。但在缺乏共同標準契約與共同產業基準的情況下,法官只能依據原告起訴範圍審理,只能依據既有條款判決有無及數字,無法針對條款「做點調整」,更難直接替整個娛樂產業寫出一套秩序。法院能做的,通常只是回到眼前條款、眼前證據、眼前行為,去處理這一件個案。
這樣做在個案上可能公平,但它對整體產業前景卻可能帶來不穩定的影響。
司法是拿來解決個案問題的,不是拿來單獨承擔產業政策的。
如果台灣真的要把影視音、偶像、內容產業當成重要產業,就不能繼續只靠法院在事後逐案收拾。
健康的娛樂產業,需要娛樂法與契約共同形成秩序
娛樂產業要健康,而且能永續,這不代表沒有衝突,而是衝突不要每次都炸成全盤失控,甚至讓投資者望之卻步,離開產業。
對藝人來說,真正重要的是:我能不能看懂我簽了什麼、我可不可以查帳、名字與作品將來會怎麼樣、若要離開要走什麼程序、若遭不當對待有沒有合理救濟。
對公司來說,真正重要的是:我前期投入是否能被合理回收、名稱與內容權利是否足夠穩定、藝人不能一紅就毫無代價離開、合作方能否清楚知道應該跟誰交易、糾紛發生時有沒有可操作的風險管理工具。
這兩邊其實不是完全對立。真正成熟的制度,應該讓雙方都知道自己在什麼位置、各自承擔什麼責任、擁有什麼權利。這也是為什麼,若台灣未來真要建立自己的娛樂法秩序,標準契約仍然會是一個很值得思考的方向。
不是把所有案件一律套成標準答案,而是先把最容易爆炸的幾個點——契約定性、期間、名稱與商標、結算透明度、違約程序、練習生與未成年保護——前置寫清楚。
如此一來,很多原本只能在法庭裡打到筋疲力盡的問題,才有機會在合作開始前,就先被制度預先處理。
司法要解決個案,不應獨自扛起整個產業政策
這一點,本章想再特別強調一次。
法院當然重要。沒有法院,爭議就無從裁判,弱勢更難得到救濟。
但司法的長處,是處理具體爭點、具體證據與具體請求。司法不是拿來單獨創造整個產業政策的工具。若所有娛樂產業問題最後都要靠法官在個案裡慢慢找平衡,制度就會始終慢半拍。法官面對的是已經破裂的關係,不是尚可設計的未來。
所以,真正該站出來思考這些問題的,不只法院,也包括主管機關、產業本身、公司經營者、律師與研究者。
當娛樂產業已經不是邊緣題材,而是結合內容、平台、跨境授權、資本與技術的重要產業時,讓標準契約、權利秩序與風險管理逐步制度化,本來就是一件值得做,而且遲早要做的事。
給有夢的孩子
如果你是一個有夢的孩子,想進入娛樂產業,這本書想告訴你:勇敢去做,不要害怕。
但它也會提醒你:夢想不是只靠勇氣,也要靠理解。
你要知道,名字可以是資產,作品可以是資產,錄音可以是資產,連你的形象、聲音、社群與團名,也可能成為法律上的權利標的。你不必因此變得冷酷,但你至少要知道,合約不是出道前的形式,而是你職涯最早的一層保護,或最早的一道風險。如果沒有標準契約保護,透過閱讀、比較與理解,還是可以為自己爭取到該有的處遇。
你也要知道,好的經紀公司有制度、有責任、有透明度,也願意在你還很年輕、還不熟悉這個產業的時候,給你一個合理的框架,而不是只把你當成可以被消耗的商品。
如果你是一家娛樂公司、經紀公司、製作公司或投資人,這本書其實是想在您追求永續、健康經營的路上,做您的支持者及後盾。
期盼本書透過娛樂法,可以在這條路上,把夢想從「只能賭一把」的世界,慢慢拉向共好未來的世界。
【註解1】本書如無特別說明,提及韓國標準契約時,均以「大眾文化藝術人(歌手中心)標準專屬契約(中文版)—文化體育觀光部告示第2024-0021號(2024.6.3 改正)」為主要依據,並以本書附錄B所收中文校對版為準。
【註解2】關於李秀滿赴美觀察娛樂工業、返韓後逐步建立練習生體系與偶像工業化模式,並由此推進韓國流行音樂產業發展,參見廖富田,〈韓國法上演藝人員專屬經紀契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(上)〉,《萬國法律》第247期;〈韓國法上演藝人員專屬經紀契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(下)〉,《萬國法律》第248期。
【註解3】關於東方神起事件所揭示之長期專屬契約、不透明收益分配與高退出成本爭議,以及韓國公平交易委員會與主管機關後續介入調整之脈絡,參見廖富田,前揭文。
【註解4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1年度重訴字第992號民事判決(2014年3月19日);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重上字第350號民事判決(2015年5月26日);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638號民事判決(2016年9月29日);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上更(一)字第90號民事判決(2017年6月14日);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409號民事判決(2017年10月27日)(本書內文簡稱「鳳OO案」)。
【註解5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01號民事判決(2022年11月8日);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上易字第230號民事判決(2023年10月25日)(本書內文簡稱「高OO案」)。
【註解6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779號民事判決(2025年6月24日);台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(本書內文簡稱「蔡OO案」)。
【註解7】關於韓國練習生契約之三年期間上限、十四日改正期、直接費用分離記帳,以及青少年大眾文化藝術人(或練習生)附屬合意書中之學習權、睡眠休息、夜間與工時限制等,均可參見本書附錄及前文整理之韓國標準契約相關資料。
【註解8】關於團名、商標與人格標識之爭議,及蘇打綠/魚丁糸、NewJeans/NJZ 等案例所呈現之市場入口與法律風險問題,詳見本書第9章相關論述。
【註解9】關於錄音著作、音樂著作與舊作重錄之市場意義,以及 Taylor Swift、蘇打綠等案例,詳見本書第10章相關論述。
【註解10】本章所稱「標準專屬契約範本」,係指娛樂產業中由主管機關預先擬定並賦予法律效果,用以預先處理經紀契約中高風險爭點之標準契約架構;其制度目的不只在個案救濟,也在降低交易不確定性,提升投資與職涯規劃之可預測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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