增補: 關於娛樂經紀合約,日本怎麼做?

我們在《娛樂法:NewJeans案揭開的合約真相》一書藉由知名韓團案例,有盤點了台灣及娛樂產業實務現況。現在,我們試著放大視野,先來看看關於娛樂經紀契約,日本會怎麼做? 看是否能為我們帶來更多的思考空間。

藝人能不能單方終止契約?

韓國 NewJeans 案帶出一個很核心的問題:藝人與娛樂公司發生重大衝突時,藝人能不能單方宣布終止契約?公司能不能主張終止無效,並要求法院確認專屬合約仍然有效?

韓國法院在 NewJeans 案一審判決中,認為藝人單方解約不合法,專屬合約仍然有效存在。

如果把視野拉到日本,答案可能會和韓國很不一樣。

日本藝能契約的處理方式,基本上比較接近台灣,而不是韓國。日本法院與實務討論中,藝人與藝能事務所之間的專屬經紀管理契約(専属マネジメント契約),常被放在委任或準委任的框架下理解。也就是說,雙方關係帶有高度信賴關係、持續管理、事務處理、演藝活動安排與對外交涉等性質。

日本藝能契約情況

日本的藝人與藝能事務所之間的專屬經紀管理契約(専属マネジメント契約),常被放在委任或準委任的框架下理解,這一點和台灣法院處理演藝經紀契約很像。台灣許多演藝經紀契約案件,也會把全經紀約、專屬經紀約定性為混合性、非典型的勞務給付契約,並因其高度屬人性與信賴基礎,依據台灣民法規定而為適用:

  1. 第529條規定:「關於勞務給付之契約,不屬於法律所定其他契約之種類者,適用關於委任之規定。」
  2. 第549條規定:「當事人之任何一方,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。當事人之一方,於不利於他方之時期終止契約者,應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但因非可歸責於該當事人之事由,致不得不終止契約者,不在此限。」

結果就是:藝人通常可以主張終止契約,法院不會強迫藝人繼續接受經紀公司管理。剩下的問題,通常會轉向民法第549條第2項的損害賠償範圍與金額。

日本也是類似方向。若契約被理解為委任或準委任,日本民法規定:

  1. 第651條規定:「委任,各當事人得隨時解除之。依前項規定解除委任之人,在下列情形,應賠償相對人之損害。但有不得已之事由者,不在此限:一、在不利於相對人之時期解除委任時。二、委任人解除以受任人之利益亦為目的之委任時;但該利益不包括單純因取得報酬所生之利益。」
  2. 第656條規定:「本節之規定,於非法律行為之事務委託,準用之。」

所以運作起來的基本結構,就是委任各方原則上可以隨時解除。

這和韓國 NewJeans 案中,法院要審查藝人宣布終止是否有效、公司是否仍能維持專屬合約效力,是很不一樣的路線;反而和台灣較為近似。

但這不代表日本藝人可以無成本、無條件離開。

日本司法案例重點不是不能解除,而是解除之後的賠償

日本的重點不是「不能解除」,而是「解除之後要不要賠、賠多少」。

如果藝人在契約期間內,沒有正當理由就解除或終止契約,尤其是在事務所已經投入育成、宣傳、排程、商業開發、廣告交涉、節目安排,甚至即將回收投資的時點突然離開,就可能被法院認定構成不利時期解除,或侵害事務所合理利益的解除。這時,解除本身可能仍然有效,但藝人仍可能必須負損害賠償責任。

台灣和日本一樣,演藝經紀契約常被往類委任方向處理。藝人可以隨時終止,法院也不會讓經紀公司用契約把藝人繼續綁住。問題在於,台灣司法對於後段的損害賠償處理,見解不夠穩定。這不是藝人、娛樂經紀合約才有的問題,而是台灣民法第549條第2項多年來在法院實務上就存在不同解釋與看法。放在個案上,就會顯得法院裁量範圍很大;如果從企業經營面來看,這就是一種風險,而且不容易管理。

台灣的困難:可以終止,但損害賠償標準不穩定

例如蔡OO案,臺灣高等法院114年度上字第854號民事判決中,法院並沒有接受「公司對蔡OO的演藝事業毫無規劃、毫無管理」這種說法。該判決開始將前端培訓與後端出道演藝視為一個整體,認為雙方在合約裡其實約得很清楚:經紀公司原本就要在第一階段五年內,安排蔡OO參與《未來少女》選秀節目,並負責舞蹈訓練、歌唱訓練、歌曲製作、整體造型、舞蹈編排等資源投入;之後到2028年,則規劃各種商演活動、版稅及權利金收益。

經紀公司也早已排定蔡OO及其所屬女團在2024年1月至7月之間共14場演出,蔡OO本人也已實際參與其中5場。但蔡OO在2024年3月12日選擇終止合約。

法院因此於二審判決理由內認定,經紀公司原本期待在第一階段合約持續至2028年4月30日前,仍可透過經紀、演出、創作、版稅與權利金等方式持續取得收益;該等收益期待因蔡OO提前終止而落空,造成公司損害,應予賠償。

這種個案正義的處理方式,意味著經營投資風險不容易事前精準評估,需要更多有經驗的法律專家協助管理風險;但即使如此,最多也只能收斂風險,未必能得到完全確定的答案。

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開始介入藝能產業秩序

日本採取和台灣類似的個案正義方式,試圖維繫藝能產業秩序;但日本也不可能忽視韓國的發展經驗。韓國娛樂產業並不是一開始就有完整的標準專屬合約,而是在一連串藝人與經紀公司爭議後,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等公部門逐步介入,最後才形成較制度化的標準契約與產業規範。近年來,日本公平交易委員會,也就是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,也開始從獨占禁止法與交易秩序的角度,介入討論藝能產業的契約與市場問題。從這個角度看,日本現在走的路,和韓國當年從個案爭議走向制度介入的歷史路徑,確實有相似之處。

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於2025年公布〈關於實演家等與藝能事務所、廣播電視業者及唱片公司之間交易適正化指針〉(実演家等と芸能事務所、放送事業者等及びレコード会社との取引の適正化に関する指針)【註解1】。該指針指出,日本藝人與藝能事務所之間的契約型態相當多樣,可能被稱為「業務提攜契約」「業務委託契約」「專屬實演家契約」「專屬經紀管理契約」等。以一般專屬經紀管理契約為例,事務所不只是替藝人接洽工作,還會負責育成、行程管理、宣傳推廣、形象建立與對外交涉,並承擔相關成本與風險;藝人則負有透過該事務所活動的專屬義務,並在事務所安排的工作機會中演出或提供實演。

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近年的討論,承認日本型藝能事務所制度中,事務所在前端確實負擔發掘、育成、宣傳、形象建立、排程管理、對外交涉與市場開發成本。藝人之所以能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藝人,往往不是單靠個人才能,而是經過事務所長期包裝、曝光、訓練與業界資源投入。

因此,日本不會簡單說:既然是委任或準委任,藝人想走就走,事務所不能有任何補償。

比較精確的說法是:藝人不宜被強制留在事務所,但事務所可以就合理投資回收、已安排工作的取消損害、未回收的育成與宣傳成本,主張金錢補償。契約期間越明確、越短、越經充分說明與協議,事務所主張補償的基礎就越強。反過來,如果契約期間過長、更新機械化、事務所單方延長、退所金過高,或退所後還用競業禁止、冷凍期、移籍妨害、藝名團名控制來阻止藝人活動,就可能受到嚴格審查。

日本沒有七年上限,但也不是任意終止無所謂

所以,日本目前雖然不是明文採用七年上限制度,但也不是任意終止無所謂。

日本有其自己的娛樂產業生態,但沒有像韓國標準專屬合約或美國加州法那樣明確的七年規則。日本處理契約期間的方式,一般共識是認為必須符合: 期間短、明確、可說明,並且要能和事務所的育成投資、收益回收、藝人地位、更新次數、雙方協議過程合理連結。

無期間契約,不能變成事務所永久控制藝人的工具;有期間契約,也不能因為寫了三年、五年,就當然可以在期滿後繼續用更新、延長權、退所限制,把藝人鎖在原事務所體系裡。

關於競業禁止:投資回收不能變成退所後禁演

日本實務上常有藝人離開後的禁止競業條款。對於這個現象,東京地方法院2006年12月25日判決作出重要判斷。

本件的案情大要是:娛樂經紀契約中,約定契約解消後2年,藝人不得從事一定的藝能活動。法院認為,這種離開後2年仍禁止活動的拘束,已過度限制藝人的職業選擇自由,欠缺合理性,因此不具有契約拘束力。

這個案子的重點不是說「娛樂公司前期投入不重要」,而是說投資回收不能直接變成離開後長達二年的禁演限制;但這無礙於經紀公司主張違約離開所造成的金錢賠償。【註解2】

那如果競業禁止時間縮很短,例如6個月,行不行?

東京地方法院在一個競業禁止期間6個月的案子,於2022年4月28日一審判決競業禁止有效。不過,隨後的高等法院,也就是智慧財產高等法院,於同年12月26日改判決,即便是6個月的競業禁止,仍屬無效。

理由也很明確,除了涉及職業活動自由問題,法院特別強調,娛樂公司主張因前期投資無法回收所造成的損失,並不是靠退所後競業禁止來填補。法院其實注意到前期投資能否回收的問題,但法院表示,這應該靠損害賠償來處理。【註解2】

關於藝名、團名:市場識別不能當然留在原事務所

日本早期關於藝名遷籍的案例是1991年「加勢大周」案【註解3】,而近年較受關注的案例,則是2022年愛内里菜案。

2022年12月8日,東京地方法院就歌手「愛内里菜」與前所屬事務所「ギザアーティスト(GIZA artist)」之間的藝名使用爭議作出判決。愛内里菜本名垣内里佳子,2000年以「愛内里菜」名義出道,2002年因《恋はスリル、ショック、サスペンス》等作品打開知名度。2010年一度引退,後來以「垣内りか」名義復出,2021年她決定再度使用「愛内里菜」從事演藝活動,卻遭前事務所一狀告上法院,以她違反專屬契約約定、未經許可使用藝名「愛内里菜」為由,要求法院禁止她繼續使用。

這件事的核心,不只是「名字誰先取的」,而是藝人離開事務所後,能不能繼續使用已經和本人聲音、形象、履歷、粉絲記憶緊密結合的藝名。前事務所主張,契約中已有退所後不得使用藝名的限制,也主張藝名所形成的商業價值應歸屬公司;但法院認為,專屬契約中禁止藝人退所後使用「愛内里菜」的條款,過度限制其演藝活動與職業自由,違反公序良俗而無效。法院並判斷,藝名所形成的「パブリシティ権」,也就是源自美國 Right of Publicity 概念、涉及姓名與肖像等人格標識商業利用利益的權利,應歸屬於藝人本人,而非當然歸屬於原事務所。

日本法院此一判決有其重要性,因為它把問題從「藝人能不能解除」,推進到「解除後市場能不能正常運作」,以及「移籍之後團名、藝名、過去成果物能不能繼續利用」這些問題。黑名單、冷凍期、藝名限制,都是這個問題的一部分。

後來雙方於2023年6月達成和解,確認專屬契約已經終了,愛内里菜今後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該藝名繼續活動。

藝名、團名是在打造娛樂產業時,由藝人及經紀公司共同成就;但雙方分手後歸屬於誰,卻還要打官司,實在不利產業。正確歸屬應該是藝人。從人格識別、粉絲記憶、職業自由與市場交易安全等各種角度想,就可以知道這才是合理答案;其他投資回收問題,應該透過損害賠償、補償或其他機制來解決。

即使藝名、團名被註冊為商標,答案應該也不會不一樣。這從本系列介紹的韓國標準契約、日本司法判決,就可以明瞭。

日本媒體引述愛内里菜案判決理由說得好:「即使事務所有回收其為培育藝人所投入資本等目的,也不足以正當化在沒有任何補償措施的情況下,讓事務所無期限掌握是否允許藝人使用該藝名的權限。」

能年玲奈事件:退所自由如果遇到市場封鎖

日本真正面對的產業問題,不只是藝人與事務所之間的私法契約,而是退所後的市場封鎖,也就是大事務所的黑名單與封殺問題。

藝人離開事務所後,是否還能上電視?是否還能接廣告?是否能使用藝名、團名?是否會被原事務所透過電視台、製作公司、廣告主、唱片公司、其他事務所的業界關係排除?

如果事務所不能在契約上直接禁止藝人活動,卻可以透過業界壓力讓藝人接不到工作,那麼所謂任意解除也只是形式上的自由。

因此,日本近年的重點,逐漸轉向獨占禁止法與交易秩序。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關心的不是單一藝人有沒有依法解約,而是強勢藝能事務所會不會利用市場力量,妨害退所藝人移籍、獨立或繼續活動。

例如2016年發生的能年玲奈事件,經紀公司不允許她帶走藝名,引發社會關注。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開始介入,並於之後在給娛樂產業的行政指導中,把「退所時未經協議單方限制藝名使用」、「移籍或獨立後妨害藝能活動」、「向電視台傳達退所有糾紛而使其不起用」等封殺行為,列為可能違反獨占禁止法的問題。

這和韓國 NewJeans 案中,法院透過假處分先維持經紀公司專屬合約秩序,角度完全不一樣。

台灣、日本、韓國的差異

台灣司法案例呈現的是,藝人較容易主張終止,法院也常因高度信賴關係而承認經紀契約可以隨時終止。但台灣的問題是,終止後的損害賠償與違約金標準不穩定,導致經紀公司很難預測投入成本能否回收。

日本則是基本上承認委任/準委任下的解除可能性,不太走「解除無效、契約繼續存在、藝人必須留下」的路線,這點和台灣類似;但同時承認事務所對育成與投資回收有正當利益,透過損害賠償處理提前離開的不利益。更重要的是,日本近年把焦點放在退所後的移籍妨害與市場封鎖,將藝能契約問題提升為競爭秩序問題。

台灣、日本的做法,和 NewJeans 案中韓國法院審查終止是否有效、專屬合約是否仍存在,是很不一樣的制度路線。


註解1:日本公正取引委員会,実演家等と芸能事務所、放送事業者等及びレコード会社との取引の適正化に関する指針,網址:https://www.jftc.go.jp/dk/guideline/unyoukijun/geinoushishin.html,最後瀏覽日期:2026.06.10。

註解2:LEON,芸能事務所からの退所問題〜マネジメント契約と退所後の競業避止義務について〜,網址:https://legal-leon.jp/column/912/,最後瀏覽日期:2026.06.10。

註解3:維基百科,加勢大周,網址:https://ja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A%A0%E5%8B%A2%E5%A4%A7%E5%91%A8,最後瀏覽日期:2026.06.10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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